但只要不是谎言，具有见解性的以及对三项客观功能具有促进意义的出版内容受到宪法保护的强度更大。
即包括雇佣劳动关系下的契约性和从属性劳动，也包括个体经营活动或者农民在自己承包土地上的生产活动。所谓职业选择的客观限制，是指立法者就某种职业的申请制定特殊的许可条件，此等许可条件与申请执业之个人无关，并且，个人对于该许可条件是否成就也不能加以影响，即属于职业选择自由的客观限制。
这一规定不但提高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同时提高了于创业性劳动和营业性劳动的宪法地位。所以，在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年代里，就业——不论是城镇里的安置就业，还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就业，几乎是人们劳动的唯一形式，而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才使得营业开始进入宪法劳动权的视野，并日益成为人们谋生的重要劳动形式。[8]参见王旭：《劳动、政治承认与国家伦理——对我国宪法劳动权规范的一种阐释》，载《中国法学》2010第3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断强化着我国的宪法劳动权的自由属性。[13]以至于在人们的传统观念深处和语言习惯中，工作与劳动作为两个不同的范畴，不仅在生产方式、环境、技术等各方面有着明显的分野，而且分别指向脑力和体力两类不同的人群。
在劳动权的研究方面还出版了学术著作如李炳安的《劳动权论》，薛长礼的《劳动权论》，王天玉的《工作权研究》等。在德国等国家，职业自由是一种宪法明确规定的权利，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2条第1项规定：所有德国人都有自由选择他们的营业、职业或专业，工作地点和受培训地点的权利。鉴于二者本质之差异，须于语辞和规范双重层面昭示二者之分殊，界定其区异。
须予甄别的是，基本义务抵触其他基本权利不能等同于基本权利冲突。修正后的观点则认为，当公民的税收负担过重、根本性地影响其财产状况的极端情况下，应当适用《基本法》第14条的财产权保障条款。2．不得侵犯其他基本权利。美国法院将不合理的税收等同于对个人财产权征收，是将义务等同于基本权利限制及适用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的例证。
例如，紧急状态之下发布规范性文件限制基本权利，必须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等，属于附条件的加重法律保留，但依然可能是行政机关为之。任何时候，只要国家需要，这一隐性意涵就会适时浮现，成为制约法官裁量权的根据。
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8条第三项规定：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仅只受法律所规定的以及为保障公共安全、秩序、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一种是根据保留机关差异，可将法律保留分为法规范保留、法律形式保留和立法者保留。其二，基本义务的具体化应该只限定于那些核心的决定，那些细节性与技术性的规定所含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属于单纯法律上的义务，需要从基本权限制的角度加以审查。如果税收构成压制性的侵犯行为，则有关税收条款违反了比例原则。
[⑤]义务规范的核心部分应免受司法审查，以此昭示基本义务与限制基本权利之法律及普通法律义务之区异。以兵役义务为例，该义务可能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生命权、职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平等权（女性服兵役）等。参见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242也。基本权利既是授权性规范，也是任意性规范，排除那些古典自由人性论意义上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基本权利是可以放弃的，基本义务则是强制性规范，要求公民必须履行。
法治国家奉行义务法定，设定义务的规范须由立法机关以法律为之，意味着只有人民同意才可制定侵害自身权利的条款。美国义务未宪法化不影响法院对立法权的宪法限制，台湾地区义务基本化却给予法律更大的优渥与宽容。
亦可参见[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潘恩斯：《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⑧]一种是根据宪法保障基本权的规范形态，可将法律保留分为无保留之基本权、一般性基本权干预之法律保留的基本权，以及限定条件的加权（重）性法律保留。
为此，须将强化法律保留与附条件的法律保留相区别。前者认为，国会征税权的目的只能为了行使宪法明确列举的权力。比例原则是法律保留原则的具体展开，主要在于确定干预基本权利的目的与政府所欲达至的目的是否相称。在涉及税法的判例中，鉴于税收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如果最高法院裁定某项税收构成征收，意味着公民财产权受到侵犯，须予补偿史蒂文斯的这本书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则有不同看法。
近年来，美国社会发生了两大显著变化──放宽枪支管制、给政治献金大开方便之门，其根源正是来自最高法院的决定。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在任或是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做过类似的举动，更何况他已经是耄耋之年。
这一裁定是最高法院在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所做裁定的延续，在那起案件中，最高法院同样是以五票赞成、四票反对的比例，认定国会制定的《两党选举改革法案》中有关限制商业机构资助联邦选举候选人的条款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原则。今年4月，他以94岁的高龄，出版了《六条修正案：如何以及为何改变宪法》（Six Amendents:How and Why We Should Change the Constitution）。
史蒂文斯倡议的六条宪法修正案，内容包括废除死刑、严格控枪、强化对竞选活动中的政治献金的监管、赋予法官权力以阻止出于党派政治利益而改划选区、联邦法律和条约高于各州法律、各州不得以州权为借口妨碍国会法案的实施。他认为，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一定会赞成史蒂文斯，因为麦迪逊主张建立普遍的政治平等，而史蒂文斯倡议的六条修正案正是这一精神在21世纪的延续。
这在根本上是和民主制度相悖的。根据美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任何一项修正案，都必须或是由国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表决通过，或是由三分之二的州议会批准，而后才能被提出。但是，在世界上所有成文宪法中间，美国宪法又是最刚性的。根据惯例，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大法官都会精心撰写自己的意见，希望今天的少数派意见能够被未来最高法院的多数派所接受，从而影响未来的裁决。
美国上一次提出宪法修正案是在20世纪70年代，最近数十年来，已经没有任何严肃的政治运动是以修宪为目标。最高法院的这两项裁定，意味着将政治献金等同于言论，Money talks可以通行无阻，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用《纽约时报》社论的话说，侵蚀了矗立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商业公司与选举政治之间的高墙。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在《纽约书评》发表文章，将史蒂文斯誉为重建宪法之父。他相信，经过充分的时间和充分的反思，美国民众在枪支问题上将会得出和其他国家民众同样的看法，不再坚持美国例外。
在哥伦比亚特区诉黑勒案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史蒂文斯都属于持反对意见的少数派。而在被提出之后，要得到四分之三的州批准才能生效。
在控枪问题上，史蒂文斯认为，必须强化枪支管制，才能扭转美国近年来枪击案频发的恶性局面。迄今为止一共增加了27条修正案，前10条修正案是在1791年一次性生效，统称权利法案。正是这样的人事安排，使得保守派在五比四的裁决结果中赢得了关键的一票。（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直到2008年以前，在超过两个世纪的司法实践中，最高法院对这项修正案都是采取狭义解释，将其适用范围限制于良好规范的民兵部队，而非支持个人的持枪权。
就给政治献金大开方便之门而言，最高法院在今年4月以五票赞成、四票反对的比例，裁定从1974年开始实施的限制个人政治献金的法令无效。他因为退休而未能参与今年关于放开政治献金限制的裁决，但无疑也持反对意见。
此书既是他毕生法学思想的结晶，也体现他对当今美国社会的忧患意识。其中尤以控枪和政治献金这两项议题最受公众瞩目。
他在网络杂志Slate上发表书评指出，史蒂文斯正确地看到了美国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但是他错误地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增加他所提出的六条修正案。此后的17条修正案是逐次通过的，包括废除奴隶制、扩大选举权、限定一个人可以被选为总统的次数不超过两次，等等，都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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